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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学第一天，王庚武说，我们要在这里熬四年，好漫长啊！

他的话引起了我和同宿舍的其他五人的共鸣，是啊，四年，真的是太漫长了！

那是1989年9月的一天。十八九岁的我们都没有想到，四年的时间会眨眼间过完，再眨几次眼，一个四年又一个四年，到如今已经过去了六个四年。

然而，在回忆里，那四个年头又是悠远漫长的。在四年里遇到的一些人和发生的一些事，经常会在不经意间被我想起来，就像一束阳光，忽然照过来，让我眼前一亮，心中一暖。

一旦眼前亮了，心中暖了，我绝对不会止步于此，而是要有所行动，千方百计找来相关人的联系方式，隔山隔水隔着失联的真空地带打过电话去，而不考虑是否唐突是否冒昧。

一次和朋友闲聊，我谈及上学时成绩最好的专业课是制图，便打听到了张鲁明老师的电话。电话接通后，我自报家门，告诉张老师我是农水892的学生，他教过我们制图。张老师突然接到我的电话，从他的语气判断，他有些发懵，记不起我这个学生了。他教过太多的学生，又过了这么多年，记不住我很正常。尽管张老师想不起贾立峰究竟是哪一个，但是他很快就认定了我是他的学生，并热情询问是不是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帮忙。我回答没什么事，就是想起老师了，特意打个问候的电话。直到挂电话，张老师还说，如果有事需要他帮忙，千万不要不好意思开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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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经常心血来潮做一些矫情的事，打有些尴尬的电话收获感动只是其中的一种。比如我在上学的时候，宿舍熄灯后，我跑到走廊上非常高调地写诗。一个姓刘的同学看见了，给我贴上了一个“非正常”的标签。

那时候我显然对“非正常”这个标签是满意的，“非正常”的言外之意是“独一无二”。

学校里有一个“晨曦”文学社，老乡金凤介绍我加入其中。一次，社长让每一名社员都完成一篇作品，打包拿给当时的语文教研组组长周邵华老师看。周老师看完之后评价，这里面只有《云语》这首诗有点儿意思。

《云语》是我写的。周老师说有点儿意思，成了对我的重大肯定和激励。我和周老师从来没有正面接触过，但是他给我的肯定至关重要，是我多年之后坚持文学创作的底气所在。

时常会想起周老师说的有点儿意思，也时常想给周老师打个电话，可惜一直没有打听到他的联络方式。我希望有一天能够遇到周老师，拿出我的作品让他点评。

毕业之后，我从事水利工程设计、施工十余年，应该没有辱没学校对我的培养，业务上不说出类拔萃，却也是单位业务骨干中的一员。从2005年开始，我利用业余时间进行长篇小说创作，迄今已完成八部长篇小说，出版了四部，《蓝旗袍》还荣获了安徽首届鲁彦周文学奖。

培养水利工程师的学校培养出一名作家，仿佛是基因突变，不属于正常的范畴。但是我的文学创作之路，却与在学校里受到的教育和从事水利工作密不可分。

史曙老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。她的语文课别具一格，抛开了语文教材，为我们系统讲授了唐诗、宋词、元曲等古典文学的内容。刚开始，我并没有对史老师的课有多么感冒，但是随着她声情并茂、趣味横生的讲解，我渐渐“误入藕花深处”，然后“沉醉不知归路”了。

史老师为我打开了一扇窗，让我领略了我国古典文学的浩瀚和瑰丽。后来和同学们谈起史老师的课，很多同学印象深刻，但是谈到影响，不得不说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。史老师的课恰似为我专门开设的，为我补上古典文学这一堂课。

我201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《黄天厚土》，文本内外都有着史老师对我的影响。她为我们讲授的王国维的“人生三境”，在文本里就有详尽的体现。

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。

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

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

参加工作后，我先是从事水利工程设计，设计桥、涵、闸等水工建筑物。每一项设计，必须要了然整体布局，又要明晰细部结构，与我写一部长篇小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后来我从事水利工程施工多年，和形形色色的人打过交道，无形中有了对各色人物的观察和积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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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起打忽然的电话，相对来说，给同学打的更多一些。

保持联络的同学名单一长串，如果按照联络的频率排序，孙峰无疑是排在首位的。

孙峰比我小两岁，但是从来没有喊过我哥，反而总拿我当小弟对待。每次通电话，他都要一本正经喋喋不休地叮嘱我许多事，似乎遇到了我，他就算有一万颗心，也没有一颗心可以放下了。有时候我嫌弃他太烦人，不等他说完就果断挂了电话，他也不以为意，等到下一次通电话，仍旧像《大话西游》里的唐僧絮絮叨叨没玩没了。

毕业那年我们去狼猫山水库实习。孙峰去当地的集市上赶集，买了一套T恤和短裤，回来后才发现太瘦，他穿不上，让我一试，却是大小肥瘦正合适，于是这身衣服就归了我。我得了便宜还卖乖，直笑他迷糊，难道买衣服不用试穿一下吗？

写到这里我忽然警醒，事实应该是这样的，他就是为我买的，怕我不接受，才会如此大费周折。

那套衣服我一直穿到毕业，上班后的第二年还穿过。白色的T恤，胸口一枚红艳艳的枫叶，翻飞在青葱年华的夏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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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同学们通电话，经常会聊到校园。

毕业之后，我曾许多次回母校，但是仅对其中的两次有着深刻印象。

《蓝旗袍》出版前，做最后一次修改。由于我心浮气躁，不能静下心来，距离交稿的时间越来越近，进度却几乎等于零。最后我决定外出找一个宾馆闭关。几乎想都没想，我就把曲阜作为了目的地。到了曲阜后，我把自己关在宾馆里五六天，经过一番没日没夜的奋战，终于修改完了文稿。

离开曲阜前，我打的去了一趟学校，可是到了学校门口，没有下车，就让司机师傅原路返回。那时学校已经搬去了日照，望着空空如也的校园我心里一阵阵发酸，不忍多看。原先学校大门前热闹的街道也冷清了，饭馆商店都关门闭户，到处都是人去楼空的凄凉。

另外一次是康长福老师陪我一块去的。校园已经易主，成了中医药专科学校的地盘。尽管校园里恢复了生机和热闹，但是我们的校园已经成了他们的校园。在校园里走了一圈，心中的怅惘，绝对不是“物是人非”那么简单。

康长福老师是我的英语老师。我在文学社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题为《钥匙》的散文，康老师看见了觉得不错，在一次英语课后找到我，勉励了我几句，并说他家有许多经典名著，我想看的话可以随时去拿。

教我们英语的时候，康老师一边教学，一边复习考研。现在他已经是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授、研究生导师。我的长篇小说《黄天厚土》出版后，他牵线组织了一次研讨会。

从1989年到2018年，许多事情都变了，唯独老师对学生的关怀始终没变。

前几年我去日照，我的班主任老师张志光、留校的同学刘祥柱和我小聚。张老师忽然提起当年的事，并向我致歉，说他那时候太年轻，有些事情处理的不恰当。我告诉张老师，我从来没有因为他要给我处分记恨过他，时过境迁，我非常理解他。当年他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做了我们的班主任，面对那么多精力过剩的熊孩子，需要付出太多的心血和精力。

我就是一个经常搞事的熊孩子。一次教我们马列主义思想的老师组织了一次演讲，我居然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叔本华关于自杀的论断，让老师同学们大惊失色。老师如临大敌，专门抽出时间和我谈心，开导我千万不要有糊涂的想法。

其实，我不过是恰好读了一本叔本华的书，便断章取义拿出一部分，假装深刻，哗众取宠吸引关注罢了。无疑我成功了，在老师开导我的时候，我暗自发笑，沾沾自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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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的通讯录里，还有几个90后的小学弟，我们也经常忽然一下通电话。

我入学的时候，他们还没有出生，隔着巨大的年龄差距，和他们相识，居然能够一见如故，实在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。

《蓝旗袍》出版后，刘祥柱建议我到学校做一次讲座，我恰好也有这个想法，一拍即合。

当时学校的文学社已经不是当初的晨曦文学社，而是燎原文学社了，社长是工程管理A081的张宁。2010年春天成功举办了那次讲座后，我和张宁一直保持着联络。有一次我路过济宁，在济宁汽车站转车，仅停留半个小时的时间。我给张宁发了一个短信，告诉他路过济宁，但是没有时间见面了。没想到他匆匆赶来，和我来了一个大大的熊抱。我们匆匆见，匆匆别，在七八年的时间里有过好几次。

今年夏初，吴文超约我去滕州，张宁也驱车赶了过去，我们有了一个愉快的下午。我说什么他们懂，他们说什么我也领会，这种沟通让人很舒服，所以话匣子一打开，就很难收住。

吴文超并没有听我的讲座。他是通过听过讲座的人弄到了我的联系方式，主动联系我的，然后有了交集。他毕业后在北京工作，一次我去北京探几个编剧朋友的班，他接站并陪我去了朋友们闭关创作的宾馆。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，相处模式却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的模式。

不同年龄的人不能好好交流，常常拿出代沟一词做挡箭牌。据说产生代沟的年龄间隔一再缩短，到如今五岁甚至三岁就是一条代沟。我和他们相差二十多岁，居然不存在代沟。我不倚老卖老，他们也不倚小卖小，彼此尊重，然后彼此懂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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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得有一年，在一个很寻常的日子里，我收到一条张宁发来的问候信息，恍惚间，一束阳光投射到我的身上，带着芬芳和暖意。于是我写了一段文字，记录忽然而至的阳光。

自从我走进曲阜校场路的校园，便已经和母校建立了连接。时光流逝了，校址变迁了，人来了，人走了，和母校的连接一直都在，越发牢固。如果说四年间遇到的那些人那些事，以及离开学校的这些年里遇到的和母校有关的那些人那些事，犹如突如其来的阳光，那么，光源就是我亲爱的母校。

2010年去母校做讲座，车到日照，天上飘着蒙蒙细雨。

我以为，我不会对日照的新校区有归宿感，因为我的青春足迹留在曲阜的老校区。可是在出租车上，距离新校区越来越近了，我的心不由自主收紧，一种“近乡情更怯”的情绪悄然而生。